“中国的坚定自信”——中西文献比较
“China’s Assertiveness”: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王雅平）
到目前来看，2010年是中美关系多事的一年——谷歌退出中国、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人民币汇率问题，乃至新出现的“自主创新”问题、天安号沉船事件以及朝鲜半岛危机……随着这些问题的发生与演变，美国媒体与学术界开始出现一种“中国的坚定自信”说。
本文通过比较中西方政策与学术圈对“中国的坚定自信”的讨论，透视这一问题下双方间存在的误解与错判。
西方对“中国的坚定自信”之描述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在其《认知一个自信的中国》(“Perceptions of an Assertive China”)一文中指出，西方观察者在谈及“中国的坚定自信”时通常“强调在外交政策声明中新出现的的一种强有力的、必胜的或轻率的语气；在某些领域宣布（或威胁实施）更具挑衅性或对抗性的政策；或者以上两者的某种组合。”
在2010年1月－3月间，美国各大媒体出版的以“中国的坚定自信”为主题的文章、论文就至少有二三十篇。《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潘文(John Pomfret)在其《一个崭新的强大中国以言语、政策挑战西方国家》(“Newly Powerful China Defies Western Nations with Remarks, Policies”)一文中说，“中国所发生的改变是整个社会的；它反映在政府政策和对西方的一种新的态度中。”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国的刺耳声调引发西方政府与分析者的关注》(“China’s Strident Tone Raises Concern Among Western Governments, Analysts”)一文中谈到，“中国的观察者们注意到了中国政府、代表及其智囊机构中最具权威的研究者们的一种强硬语气。”福布斯网站上由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安德鲁·斯莫尔(Andrew Small)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与一个更坚定自信的中国打交道》(“Dealing With A More Assertive China”)中说道，“中国与西方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并不新奇；让中国的对话者惊奇的是北京在维护其利益时新显现出的一种轻率，以及一种甚至是扮黑脸也要取胜的意愿。”《经济学人》一篇题为《直面中国》(“Facing Up to China”)的文章中说，“在成功走过2008年末的经济危机以后，中国越来越坚定自信，也越来越不容阻挠……自觉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中国有些耀武扬威了。”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被潘文《中国的刺耳》一文援引：“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中国人发现世界越来越对自己马首是瞻，这给了中国自信。”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主任李成在《新闻周刊》署名文章《这是中国的世界，我们只是生活在其中》一文中被援引：“中国现在想要坐头排。中国的领导者们期望被列入国际制度的主要制定者行列。”
“中国的坚定自信”说不仅从媒界走向了学术界，而且也开始影响美国的政策界。6月23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办的题为“与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谋求共同点”(Finding Common Ground with A Rising China)的听证会上，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F. Kerry)说道，“展望未来，随着中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它也将变得更加坚定自信——我们对此不应感到惊讶。问题在于中国将如何利用其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影响国际体制；中美两国的合作是否可以随着中国地位的提高而提高；随着中国在全球利益的扩展，中国是否会担当起其相应扩展的全球责任。”
西方文献在谈及“中国的坚定自信”时的主要论据包括人权、民主方面的案例、伊朗、朝鲜、谷歌及网络安全、人民币汇率、中国对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的反应、一些影响到在华外资企业的立法、中印关系的紧张、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一些民意调查结果等等。其中被举例最频繁的是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和北京对美国对台军售的反应，前者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3月14日有关“强迫别国货币升值是贸易保护主义做法”的讲话，或更早些时候央行行长周小川倡议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发展为超主权储备货币，并以其逐步替换美元地位的言论。此外，西方文献普遍认为，在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这些“惯例性的”且美国已作出“酌情”让步的问题上，北京作出了“非惯例性”的反应。
同时，也有少数文章指出相反的案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 Paal)在其《北京的态度调整》一文中指出，北京并没有因为美国对台军售和奥巴马会见达赖而取消胡锦涛主席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北京还暗示可能会支持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北京宣布会针对美国对台军售企业进行制裁的警告至今未付诸行动。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在6月启动了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屡创新高。
各说各话
中西方在“中国的坚定自信”这一主题上的讨论颇有差距，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中西方讨论的内容不尽相同。
“中国的坚定自信”实际上涵盖了两个不同的主题：一、中国是否要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担当更多的国际责任。这是一个范围的问题，体现了中国长久以来在“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间把量尺度上的争论，也是对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号召的回应。二、中国是否对西方采取强硬立场（或辞令）。这是一个质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国内一些强硬派或民族主义的主张，以及西方主流媒体、学术界甚至政策界对中国言论与行为的感知，通常出现在中美关系出现波折或困难的时期。
中西方的讨论都涵盖以上两个主题。但中方偏重讨论主题一，对主题二的讨论较少；西方偏重讨论主题二，对主题一的讨论较少，或将两个主题混同。
其次，双方讨论集中的领域不同。中方文献集中于外交领域；西方文献则涵盖人权、贸易、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在论证论点时往往也不局限于外交领域中的例子。
最后，双方讨论的时间线也不同。
西方讨论“中国的坚定自信” 从2006年便有，到2009年经济危机爆发、中国购买美国大量债券以后初具规模，再到2010年初的几个月随着中美关系屡遭波折而达到顶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在其在2006年发表的题为《中国的国际行为》一文中就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迎合美国喜好的意愿将减少，抵抗来自华盛顿的压力甚至反而为之的能力将加强。”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初持“中国坚定自信”说的华盛顿的文人政客并不局限于通常保守、反华的一拨，也囊括了许多一直热情反对“中国威胁论”的美国著名学者，如约瑟夫·奈（见其《中国对美国的错误决策》(China’s Bad Bet Against America)一文）。
中国对西方讨论的回应当然是在西方讨论之后，即2010年初的几个月。但中国国内对中国外交走向的讨论却整体上比西方早。零星的关于中国外交新走向的观察早在2008年3月就有关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论及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提到的“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推动重大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妥善解决”时就已经开始出现。
中国外交的挑战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中西方对这一议题的讨论较参杂而有出入。西方感觉中国的态度改变，这里面不排除在奥运会、60年大庆、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以及中国成功渡过金融危机、美国国力相对衰弱的背景下国内出现的一些浮躁情绪。国内一些学者及外交人士如金灿荣、吴建民大使等对这些浮躁情绪进行了批评，并谏言“面对外界对中国的过高评价和期待，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内部的三大问题（政治稳定问题、经济现代化问题和统一问题）解决之前，中国的外交战略仍应趋于保守。”（见金灿荣、董春岭：《中国外交现状与发展战略》，载于2009年9月《当代世界》）
当然，“中国的坚定自信”说中也不排除西方媒体为提高销售量而故意制造争议的总体倾向，及少数政客借此推进其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议程的别有用心。
但中美的政策决策者们应该透过以上这些因素，使外交决策不受其左右。
中国的政策研究和决策者们实际上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自我定位。正如金灿荣在《中国外交现状与发展战略》一文中所说，“中国自我定义为发展中国家，但很多具体的利益又和发达国家趋同。中国在现有的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但在现有国际制度结构中却处于弱势地位。中国以何种身份继续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以何种身份要求改造现行的国际秩序，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利益，成为中国外交主观上需要解决的问题。”二、中国在清楚自己的定位以后，在实施过程中尤其是与西方大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沟通问题。如何熟悉既有的国际规则和大国国内的政治规则，为己所用，实现共赢和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也是中国的政策研究者们急需解决的一大课题。
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
Lessons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林毅夫、何塞•比尼亚尔斯(José Viñals)
2010年6月17日，美国华盛顿
自金融危机伊始两年后，人们仍然能察觉到这场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并且这些影响将会继续伴随我们多年。在可预见的将来，人们仍然期望贸易能够保持在低于危机前的10%-15% 的趋势；公共债务水平保持在20%-30% 高于危机前的水平，由于其占GDP的份额在上升；尤其是欧洲银行，仍然处于不稳定的境况；仍然存在过盛的流动性；欧元危机突显各个国家在财政政策上的压力。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特邀世界银行的林毅夫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何塞·比尼亚尔斯(José Viñals)讨论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与决策者如何防止此类危机重演。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项目主任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主持了会议。
交通碳税：克里-利伯曼法案是否为解决之道？
Transportation Carbon Fees: Is Kerry-Lieberman the Answer?
大卫·伯韦尔(David Burwell)、约翰·霍斯利(John Horsley)、维基·阿罗约(Vicki Arroyo)、德隆·洛瓦(Deron Lovaas)
2010年6月4日，美国华盛顿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美国的交通部门面临着独特的挑战。目前，石油消费被征税，以资助交通运输系统，这意味着任何减少石油消费的努力将导致交通部门资金的减少。美国参议院新出台的克里-利伯曼法案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提出新的条款来为运输管理提供资金，同时着手气候变化这个问题。
美国国家公路和运输官员协会的约翰霍斯利，乔治敦大学法学院乔治敦气候中心的维基阿罗约，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德隆洛瓦，以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大卫伯韦尔分别提出了他们对克里-利伯曼法案的看法，以及将交通运输用碳定价作为管理气候变化的一项工具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如何减少其对出口的依赖
How Can China Reduce Its Reliance on Net Exports?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包道格(Douglas H. Paal)
2010年6月24日，美国华盛顿
中国长期依赖出口来增长经济。此次金融危机迫使中国经济由亚洲发展模式转向消费型经济。要实现转型，中国必须通过扭转收入分配来增加个人家庭收入，从而促进消费。
《朝鲜半岛危机》
Crisis in the Koreas
在视频问答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 Paal)分析了朝鲜半岛对抗的风险，以及中国和美国应采取怎样的行动防止战争，并帮助改变朝鲜的行为，限制其政权的威胁性。包道格说，中国左右为难，政府对于其这一事件的回应正在通过内部激辨而慢慢形成。“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劝说——甚至施压于——中国政府采取行动限制朝鲜，最终和美国一道帮助朝鲜过渡成为一个不那么危险的政权。”
《中国应该让人民币贬值》
Let the Renminbi Depreciate Rather than Appreciate
欧元暴跌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提高汇率灵活性的绝佳机会。中国应立即行动，而不是等待危机消退。而或许会让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是：中国首先应该让人民币贬值，而不是升值。
《专家访谈：中印边界争端》
Global Insider: China-India Border Disputes
《世界政治评论》采访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 Paal)，请他就中印边境的现状进行阐释。包道格否认了印度媒体所一致断言的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上挑衅行为的加剧，并指出印度最近力求化解中印紧张关系的一些外交举措。
《吉尔吉斯斯坦：对共同安全的考验》
Kyrgyzstan: A Test for Mutual Security
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斯与中亚项目主任詹姆斯 •F. 克林斯(James F. Collins)在本文中分析了吉尔吉斯斯坦危机的形势，并建议美国和北约不仅要向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而且要向它们在该地区的天然合作伙伴——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安组织——伸出援手，以显示它们关心欧亚地区安全问题的诚意。
《北京——在伊朗问题上走钢索》 “Beijing’s Tightrope Walk on Iran”
史文(Michael Swaine)，《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2010年夏季刊（第33期）
敏感的伊朗问题是摆在中国面前的另一个战略挑战。它同朝鲜问题在性质上有所差别，因为德黑兰与北京之间并没有长期同盟关系的历史渊源，也不属于中国周边的安全缓冲带。但作为一个冉冉升起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大国、中国的核心石油供应者、以及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伙伴，它对北京的价值不言而喻。但由于伊朗无视国际社会规则、公然挑衅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核心利益、孤注一掷地发展核技术，使得北京在处理伊朗问题上不得不走上一条需要调动高度外交与政治技巧的钢索——既要保持同这个地缘政治核心地带的大国之间利润丰厚且具有高度战略回报的政治经济纽带，又要全力支持国际社会加固核不扩散机制的努力，避免一个已然动荡不安的地区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
中国在伊朗的利益无非有二：第一是强化中国与中东关键地缘角色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狭义上讲是为了保障中国持续上升的能源需求得到满足，并拓展中国的出口市场；广义上说是中国在该地区的宏观影响力，换言之，是通过与当地主要强国构建友好伙伴关系，为中国经济体持续高增长创造良好的国际大环境。伊朗之所以在这个战略版图中占有格外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其连接中亚与中东的特殊地缘位置、丰富的石油储备、教育良好的大众、以及具有政治野心的领导人。另一方面是伊朗作为制衡美国在中东势力过度扩张的筹码，能成为维护中国在当地利益的有效杠杆，再加上伊朗符合中国寻找第三世界伙伴的标准，有利于中国延伸在西方世界之外的影响力。第二，从一个严格的经济学角度来看，伊朗是中国进口石油的主要来源，也是中国能源和基础建设投资项目的主要接收地，同时还是中国仪器和工程服务的主要输出市场。为了帮助中国大型能源国企走向国际化，伊朗不仅提供了投资场所，也提供了一条陆上产品运输通道。
有些观察家将中国面向伊朗等“无赖国家”的能源政策视为试图抵消西方国家政治影响力的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对美国敌意性行动的种种疑虑。另外一种意见将此解释为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后来者心态——由于世界范围内可以开拓的资源市场已经所剩无几，因此中国石油公司只能在其他主要国际石油公司相对空缺的地带寻找机会。
显而易见，保持与美国和西方世界平稳且有促进性的关系不受破坏符合北京的长期利益。为了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并扩大国际影响力，中国清楚推进共同经济目标、解决逐渐复杂化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以及避免一个敌对性战略环境的出现，对实现中国的抱负有多么深远的影响。中国领导人从不希望被华盛顿视为在关键领域挑战甚至损害美国核心利益的崛起中大国，尤其当美国已经清楚明示伊朗问题是其重要国家安全考虑的时候，更对中国与伊朗关系的推进程度限定了边界。
就中国本身而言，制约伊朗获得核武器、防止其破坏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对于预防中东地区陷入不可逆转的军事竞赛、避免其他周边国家掌握核技术、以及遏制与核武器相关的恐怖主义活动，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中国不希望自己作为为数不多的几个掌核国家的地位被削弱，也不希望看到一个恶化的全球安全环境，更不希望由于伊朗问题而使得自己“负责任崛起中强国”的国际名声受到破坏。但与此同时，中国也从未像美国那样将伊朗的行动视为直接而紧迫的安全威胁，加之有美国在伊拉克核项目问题上犯情报错误的前车之鉴，因而更不愿意冒险破坏中国长期的经济和战略目标。
这两股利益交织在一起并时而互相冲突，为中国制定清晰、有效、和前后统一的伊朗政策增加了难度——既要维持与伊朗政府深化的政治经济纽带不受破坏，又要保证华盛顿和国际社会不产生异议，导致在过去许多年中北京持续动用高度的政策技巧，在多种有分歧的利益中进行调整和校正。至2009年，中国成为伊朗首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量从1994年4亿美金的水平飞速增长到2009年的300亿。同时，伊朗石油占中国总石油进口量的百分之十到十五左右，其分量在未来还将继续增加。在此基础上，北京与德黑兰还签订了一系列与能源相关的经济投资与发展协定，以及许多非能源领域的基础项目，比如建设地铁系统和现代化的远洋运输舰队。德黑兰面对美国的经济技术制裁，更是竭尽全力用利润丰厚的贸易机会将北京拉得更近。自然，各国也认识到与伊朗做生意的种种困难，包括过于陈旧亟待更新的设备，过高的要价，以及半路修改甚至取消协约的传统。
北京逐渐配合国际统一核查行动和支持安理会制裁决议的努力，与西方世界既有相似性又有明显区别。北京一直区别对待伊朗作为国际不扩散机制破坏者的角色和伊朗在《核不扩散公约》许可范围内和平发展非军事民用核能力的权力；不同于美国，中国从未公开质疑德黑兰发展核技术的动因并非像他们声称的那么“和平”。另外，中国对于制裁行动的具体采纳也十分小心翼翼，力图不破坏“全球经济的复苏，伊朗人民的利益，或者同伊朗的正常贸易关系”。
总之，北京在伊朗问题上的态度是一条微妙的中间路线——一方面试图强化丰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双边联系，另一方面又要限制其参与程度以协同世界其他大国施加有所限制的压力。很大程度上说，这条中线路线为中国带来了好处，因为不论支持哪一方，北京的立场都会为其换来利益。但与此同时，北京也应当尽力避免这些政治举动及其经济补偿为中国蒙上“操纵国际社会共同关心问题以谋取私利”的坏名声。
《在马英九执政中期看两岸关系》“Ma at Mid-Term: Challenges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容安澜(Alan D Romberg)，《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2010年夏季刊（第33期）
时值马英九执政中期，如何评价他在大选时立下政治目标的完成情况，以及有别于前任、淡化“台独”野心的政策效果，本文以“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为例，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从开启之初就举步维艰，但进行到6月13日于北京召开的第三次会议，大体的文字部分已经完成，只待6月28-29日海基、海协第五次会谈上完成最终签署。谈判的难度不仅来自于该协议的经济分量，及其在岛内政治中的地位，更是由于这一进程对未来两岸协商的先例性影响。尽管勉强赶上了“六月中期”的底线，准备会议的推迟也反映出双边就“早收清单”中的一些要素未能达成共识，尤其是金融市场准入和一系列核心工业产品。但北京方面的态度明显回暖，台湾事务办公室称“早收清单”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被台湾方面接受，而且不论从产品的总价值还是市场占有比例来说，台湾都将获得比大陆多得多的经济利益。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王毅在接待台资企业代表团时说，将对500件价值共计136亿美金的产品进行关税减免，占台湾对大陆出口额的15%，产品涉及石油化工、机床、纺织品和汽车零部件。但谈判并未止步于此，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称，接下来将就未包括在“早收清单”中的产品和服务进行进一步磋商，大陆也将不断展示向台湾产品开放市场的诚意。尽管双方都认定ECFA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关于是否有必要进行第四轮专家谈判，双边仍持不定意见。可以预见，谈判过程中的政治拉锯和相互妥协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严峻。
总体而言，岛内对ECFA的政治支持保持相对稳定，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支持就此问题进行全民公投。台湾经济事务部长表示，若公投未能通过，则该协议将在岛内失效并在一定时间内终止。基于提出的问题（“你认为政府是否应当和大陆签订ECFA”）与支持性材料的合法性基础（“公投的目标在于确定政府是否有权签订ECFA”）相矛盾，行政院公投审议委员会以12比4驳回了台联关于公投的提案。不足为奇，台联和民进党对该决议施加了政治操控，并号召进行“十年抵抗运动”，鼓动重新发起新一轮全民公投，并反对政府在获得民众公投支持前签订ECFA。民进党还在“人民公投作主，反对一中市场”的口号中，发起十万人反ECFA大游行。
第二轮政治冲突接踵而至，民进党声称要逐项审议框架协议，并逐条通过（或反对）该文件。国民党认为ECFA应被视为一份完整的条约对待，立法院无权将其拆成逐个部分，然后添加或抽去部分条款。民进党在此问题上也毫不让步，宣称若逐条审议的方式不被采纳，则不排除采取“极端抗议”方式以保障人民利益。
在另一个高度相关的问题上——即ECFA的签订是否意味着台湾可以和其他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我们不反对台湾与同大陆建交国家进行非政府性的经济和贸易交流，但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官方性质的对台合同。”大陆处理台湾事务的一位匿名人士说，台湾将此解读成全面反对任何FTA的签订是一种反应过激。同时也有评论员认为，FTA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在增加台湾出口的同时，也要求台湾市场更大程度的开放，增加了损害岛内工业的风险。
最后来看年初那一起对台军售对中美关系的持续影响。最显著的还要数在今年五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军方代表带有敌意的言辞——海军少将关友飞指责美国的“霸权”行为和视中国为敌人并运用军事同盟进行“包围”的举动，以及北京在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问亚洲时拒绝接待其访华。马将军也指责美国应对制约中美军事关系的良性发展负有全责。在战略和经济对话的开幕致辞中，胡主席提出促进长期、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的五点原则，即在呼吁更紧密的自上而下互动、促成双赢性的双边合作同时，再次重申互相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对中国而言，它意味着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力。美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罗伯特穆伦在日前的一次发言中表示，他对中国逐渐加固国防实力的动机“由衷地担心”，并希望双方尽快恢复两军会谈，以缓解紧张局势，增进互信，巩固亚洲地区的持续稳定。今年六月，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参议员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在结束了大陆访问之后，率领三人代表团又赴台进行非正式访问。尽管马英九试图解释购备先进武器只是为了在和大陆的和平谈判中能有更多自信，范士丹认为对台售武是破坏中美关系的一个根本性刺激物，并奉劝盖茨重新考虑未来的售武计划，转而聚焦于引导中国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化解售武的根本动因。
《选择目标：什么类型的国家获得世界银行项目的不同类型》“Choosing to Target: What Types of Countries Get Different Types of World Bank Projects”
Matthew S. Winters，《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2010年7月，第62期
在过去的十年里，政治开明程度已成为国际援助界的主要选择标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透明、问责制是否完善、法治是否健全，以及政府对公民意见的采纳等，都成为衡量援助接受国政治开明程度的标尺。研究证明，外国援助只有在政治开明的国家才能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按照这个逻辑，援助授予国或国际机构如果真正关心援助接受国的发展，就应在进行援助时进行酌情筛选与限制。如果是在管制良好的国家，捐助者可以提供更高支配自由度的资金援助；如果是在治理有问题的国家，捐助者则应提供有着具体目的的扶贫资金。
作者收集的世界银行1996年－2002年的贷款数据显示，世界银行与援助接受国的善治并没有明显的直接关联。在世界银行的两个捐助渠道中，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以增加贷款的方式确有对治理良好的国家进行奖励。但世界银行的另一个捐助渠道国际开发协会就并非如此。作者怀疑这可能是由于国际开发协会部分受双边捐助的压力。
本文表明，世界银行的捐助行为并不符合根据国家治理情况酌情进行捐助的有效性理论。作者猜测这是由一些捐助国的战略考虑所致。
《中国新一轮能源安全辩论》 “China’s New Energy-Security Debate”
Andrew B. Kennedy，《生存》(Survival)，2010年6－7月，第52期
在最新一期的《生存》杂志中，澳洲国立大学的安德鲁·肯尼迪发文探讨了中国能源安全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对能源的巨大渴求正为世界油价火上浇油，招致越来越多的非议。而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在苏丹和伊朗的投资扰动着中国自身的外交政策。对煤炭的严重依赖使中国成为顶级温室气体排放大户，但中国近期的举动充满矛盾与悖论。
首先，为解决对外来石油资源的供应顾虑，中国倾向于利用大型国企走出去的方式保障供应。而出于商业利益，这就难免要和国际上声名狼藉的政权走在一起。其次，中国开始试图拓展供应国及输油管线的多样性；再次，中国开始在国际能源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已成为国际能源理事会（IEA）的“主要对话伙伴”，但又并非正式成员，貌似希望规避过高的责任。最后，中国在海上力量的发展问题上存在辩论：中国是否应发展海防以确保能源安全以及中国是否过高地估计了海上的危险？中国国内对此众说纷纭。
有意思的是，中国内部自身有学界及政界的新颖反思：恰恰是对外资源的严重依赖遮蔽了中国不可靠的低效的高污染能源的能源体系问题。他们主张改良内部体系，比如，国内电力短缺问题比石油问题更加严重。
在最高决策层上，胡温政府致力于解决能源供应与内部体系问题。“节能减排”已被写入“十一五”计划。此外，加强国际间的高层合作也将有益。比如，中国对国际能源市场的顾虑恰可作为美国的兴趣所在，美国可与中国合作助其融入现存制度。但作者认为，事实上中国自身对外界的疑虑仍是解决其能源问题的最大挑战。
《中国如何能够帮助加强国际核安全》 “How China Can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Wyn Q. Bowen; Ben Rhode; Shen Dingli，《生存》(Survival)，2010年6－7月，第52期
在最新的《生存》杂志中，英美学者Wyn Bowen与Ben Rhode联同复旦大学的沈丁立教授讨论了“中国如何能够帮助加强国际核安全”的问题。
中国的核孤立地位已成往事，核能力与日俱增。很少有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有条件借助加强国际核安全来抵御核恐怖主义威胁。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多次在国际场合表达了此意愿。从历史上的角度看，现在也到了中国为世界稳定而有所作为的时候了。
中国可以有所作为：2010年核安全峰会。中国可以在有核与无核国家间扮演这一建设性角色，并向发展中国家解释：加强加强国际核安全并不等于阻止他们和平利用核技术。另外，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国力日增。虽然中国仍回避成为G8成员，但G8成员国正愈发关注防核扩散的执行议题。其次，随着与美国良好的双边合作继续进展，同作为第二梯队的核国家，中国与英国可以做出更好的合作。可行方案是构建一个对话机制。核反恐问题可作为对话重点。当然，敏感情报的共享仍将是一个问题。
无论如何，抓住机遇抵御国际核恐怖威胁既对中国自身有利，又可履行其负责任的全球大国姿态。
